穆广仁:新华社如何“把地球管起来”?

2017-09-02 17:12:43

穆广仁是一位“老新华社人”他1925年1月出生于北京,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之后成为中国第一批新华社外派记者之一:历任新华社开罗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副总编辑、中东总分社社长1989年5月卸任从开罗回国,适值北京学生民主运动高潮,六四遭镇压,穆广仁被闲置,至1990年才办理离休手续离休后与友人合作,历十余年完成《红岩儿女》一书的第一、第二、第三部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并撰写若干有关历史的记述和反思文章,多在《炎黄春秋》月刊上发表  2013年7月,正值穆广仁刚刚在《炎黄春秋》发表《毛泽东时代的国际报道》(原题为《“把地球管起来”》)一文,谈及新华社驻外分社在1950年代的发展我在北京穆广仁的家里对他进行了专访,以下为对话实录,经过编辑和删节 问:你最近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的“把地球管起来”一文,讲的是新华社驻外分社在1950年代的发展能否讲讲当时的时代背景 答:我的文章里写了,1955年12月,毛泽东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讲,新华社要把记者派出去,“把地球管起来”,他说新华社现在太保守,派出的人太少了 吴冷西向我们传达毛的指示,要新华社大发展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在世界上是很重大的政治事件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中国外交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社会显露头角所以我们当时理解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明显提高,新华社应当把记者派出去,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当时,第一批与中国建交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新华社派出的第一批记者去的是这些“兄弟国家”中央要求新华社首先在亚非国家建立分社,支持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吴冷西传达说,新华社与苏联塔斯社有个分工,新华社重点在东方(即亚非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塔斯社着重在西方 近来看了很多材料,我才知道毛泽东提出“把地球管起来”,不光是在传媒领域内把地球管起来1949年刘少奇带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当时斯大林就对刘少奇说,在世界革命运动中,你们的重点在东方,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苏共二十大斯大林神像被推倒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混乱,当时苏共很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这种情势为毛泽东争取世界革命中的首领地位,即“取而代之”提供了机遇毛热衷于夺取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因此“把地球管起来”已经不限于媒体范围了,已经从“重点在东方”的世界革命的分工,演变为夺取全世界革命的领导权,这样一来,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演变为毛泽东向世界革命进军的触角 问:那新华社为管起地球做了哪些准备 答:毛泽东一句话“要把地球管起来”,要向世界各地派记者,新华社就忙碌起来了当时新华社主要是宣传中国革命,还没有“把地球管起来”的准备,没有现成的驻外记者队伍新华社大量的国内记者不懂外文,所以采取紧急措施:拿着中央的令件到全国去物色懂外文、有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调来新华社加以新闻业务的培训,陆续派出;再就是挑选部分国内记者送到外语学院去学外语,自己也开办外语训练班,用这个办法把国内记者改造成驻外记者 1950年代到60年代,随着我们在亚非国家外交的发展,逐步建立了驻印尼、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加纳、马里,几内亚等等一系列亚非国家的新华社驻外分社,这也就是“重在东方”的体现 1957年新华社决定在斯里兰克首都科伦坡建立分社,派我担任首席记者我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了英文,还是共产党员,又有一些工作经验,就把我从南京团市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来,接受一段新闻采访、编辑、摄影等业务训练马上要派出了,赶上“大鸣大放”,我也“放”了:写了一篇大字报《新华社也要民主办社》,建议“领导由选举产生”,“报道大政方针应该由大家来讨论”,加上我主编的国际部墙报上贴了一些搜集的同事们的言论结果,给了我一个“严重丧失立场”的结论,接受党内纪律处分,取消驻外记者资格,还好,总算没有戴右派帽子过了6年,1963年才派我到开罗担任常驻的首席记者此前,1961年有半年时间,我参加了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采访报道 问:1961年日内瓦会议,新华社派出大型记者团练兵,在第一线“实战”对美、苏、亚非国家不同外交政策下的新闻报道,算是“把地球管起来”之后的一次重要演习当时你是成员之一,能讲讲当时见闻吗 答:我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完全是一个新兵到那里去学习的,一到日内瓦国际会议大厅我就懵了,那些全世界一流的名记者、名评论家都在场新华社派出的记者团里,最活跃的是彭迪、言彪(时任新华社伦敦分社社长),他们外文好,又有国际采访经验,在大厅里跟国外名流侃侃而谈,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学的是英国文学,口语、日常生活用语都不会讲,在大厅里,我只有看热闹的份儿 每天晚上我们记者团都集中到新华社日内瓦分社开会,吴冷西从中国代表团驻地来给我们吹风:代表团对当天会议的争议在哪里,团长陈老总(陈毅)的对策是如何,然后让我们汇报各自得到的情报(包括每天从日内瓦报摊上买来大量报纸所提供的信息),吴冷西听后再出题目,让我们写文章开始是彭迪和言彪两个人轮流写,每天一篇,后来让我也参加,三个人轮流写对于我,那真是一次练兵我从那时候开始学写国际评论,是现学现卖彭迪有一个很妙的办法,大量采用外国新闻界的资讯,这样写起来很活另外,是贯彻吴冷西传达的政策和策略:集中打击美国,对英、法、苏有区别,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策略 问:新华社在走出去的同时,是否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内部的新闻管制在不同时期有些什么特点呢 答: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新华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宣传党的政策和官方立场毛泽东提出“舆论一律”、对国内事清的报道要“以正面报道为主”“舆论一律”,要求新闻单位的头头听话,不听话就把你换掉,新闻单位的党的领导向中宣部负责,对稿件先进行内部审查即便如此,中宣部也不能百分之百放心,预审制要求重要的报道先送上边去审看,通过了才能报后来,还有个事后审读制度,中宣部、新闻办成立了一个审读组,对发表后的新闻报道加以评读,不合要求的就要挨批评 文化大革命期间,新华社军管领导只抓政治运动,不管新闻报道有段时间实际上是周恩来当新华社的总编辑,我们夜班到凌晨两三点,把稿子送去,总理天亮以前发回来四人帮统治时期,姚文元统治着新华社,要新华社跟着“两报一刊”的调子走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一段,我们思想上有很大解放1978年,新华社突破了“两个凡是”,并根据北京市委的报告把“四五天安门事件”正式宣布为革命的群众运动,引起海内外的轰动那时新华社有个中央新闻组,专门报道中南海,邓小平接见外宾的新闻,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写好稿子给邓看,邓说可以发就播发了“六四”之后又不行了,解放军天安门“清场”的虚假报道,是上边送来写好的稿子,交新华社全文照发,一字不能改涉外的稿子也是外交部写好,拿来交给新华社发,新华社似乎并不自己采写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中东总分社,驻外记者作为喉舌和耳目的作用都还是继续的,但是我们思想上跟完全封闭的毛时代有所突破,敢于做一些过去不敢想、从来不做的事情举例来说,长期以来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冷落以色列1988年我打算利用采访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运动之机,去访问以色列,请示总社,总社报外交部,外交部也不敢批,最后是赵紫阳拍板的当时胡耀邦也好,赵紫阳也好,允许、鼓励我们出去打开局面,我和社长穆青访问过美联社总部,回来后也在新华社新大楼中建立“发稿大平面”(专门的发稿中心,各个部门的采编人员集中在一个平面发稿),解决了以前稿件层层送审、时效很慢的问题后来我去香港采访路透、美联、和法新的驻港机构,他们采取分时段异地发稿制,我们后来也采用这个办法,全天24小时分地分段发稿从1979年底到80年代这一段,新华社国外分社有很大发展,旧点恢复,又建立了一些新点,成立了地区的总分社但是赵紫阳下台以后,新华社的对外宣传又走回头路了,受到限制越来越多了 到了邓小平、江泽民时代,换了个说法,讲主旋律;到如今现在讲正能量,其实都一样,就是歌功颂德,把国内的事说得很美好,几十年来都延续这样的做法过去天灾人祸一概不报,现在稍微放宽点,天灾可以报了,人祸仍严加控制,实在无法掩饰了,也要遮遮掩掩地把坏事写成好事从新闻体制来说,我们实行的是预审制,不是追惩制,哪些新闻该发,哪些不该发,哪些要低调,不要深度报道,不要评论,等等,中宣部都会下指令到各新闻单位,严格把关江泽民时代把这种做法称作“新闻导向”,导向论可以称之为“蒙骗新闻学”,本来一个事件有正反面、多因素,“导向”只允许按照上边的意向进行报道至今又变本加厉了,来一个“七不讲”,如此控制舆论,让外国人来了解中国是很困难的 问:你认为目前新华社驻外分社是否已经实现了“管起地球”的理想 答:新闻本身有自己的规律西方的舆论市场商业性大,而中国的媒体完全是政策性的,所以二者对接不上西方的新闻市场讲销路,所以要抢新闻,有新闻价值才有市场而中国是严丝合缝地按既定政策来办舆论,在世界舆论市场上,中国媒体只是作为政府发言人的工具而已,既违反新闻的规律,又缺少新闻的信用 中国媒体在世界舆论市场上有三种情况:一,为外国政府和研究机构提供中国的信息,以便各国采取对应中国的对策;二,为某些亚非拉国家的媒体少量采用;三,在西方和大多数国家还是落不了地,不为外国媒体直接采用,而是为世界上的大媒体提供素材,经过它们的选择、加工和改编,才出现在世界舆论市场上现在外国人了解中国还主要是靠美联、路透、法新、CNN之类的新闻机构 新华社现在野心很大,要占领世界舆论市场,中国什么事情都想抢占第一,办奥运会要世界第一,建高铁要世界第一,新华社也一直力求在世界舆论市场上扩大其占有份额,想在世界媒体大家庭中拔头筹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接纳普世价值,中国媒体的产品官方宣传色彩很浓,常常用类似官方的语言采编新闻,很难被外国人接受我以为,只有新闻真正说实话了,和官方宣传拉开一点距离,做到报道的真实性和可读性,用公众能接受的语言,并利用世界媒体的一流先进技术,才可能在世界舆论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完全照搬西方新闻市场的做法,我也不赞成但是你完全违背新闻规律,置可信性、可读性于不顾,完全不考虑世界舆论市场,就是我行我素,我说我的,你爱听不听,是无法与世界各大媒体竞争的  再如,当中国与外国之间发生舆论冲突时,我们只是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驳斥对方的内容,片面地只说中国一方的道理,外国人怎么指责中国的,我们一概不报我用一个词形容这种做法,叫做“缺席审判”,这样的新闻模式对国内公众,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当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周总理说,我们反驳印度时,要把尼赫鲁和印度外交部指责我们的外交照会全文照发,我以为这是聪明的,现在这种做法不见了 问:反观40年代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言论,其对民主自由的宣扬很是充分,是这些口号吸引了像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吗如今你怎么看当年   答:对,没有这个纲领,我们不会参加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内并不是铁板一块,包括党的领导层里,认真搞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有人在我们对共产党宣称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并不认为都是假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那些文章说的是真心话,认定中国应当走独立、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道路现在有人跟我辩论,认为我们当时糊涂,被热情冲昏了头脑,错误地投奔共产党我觉得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假设你身处当时,你也会选择我们同样的道路思想家李慎之也说过这句话,当时没有第二条选择,这个选择并没错 1949年以后毛泽东变了,夺取了政权之后,他就把自由民主那一套完全抛弃,自食其言,并把跟他思路不一致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挨个打倒,张闻天、瞿秋白这些更不用说了我们也是到文革结束后,才慢慢知道些历史材料,开始反思,并为民族的未来奋力呐喊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又不当政,人微言轻,写些文章不起作用但我以为,关心民族命运、关心历史走向的人们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呐喊,仍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起到再启民智的作用当然靠我们这代人奋力呐喊,就能很快改变中国现状,